我爷爷一生的美食是肥肉。但他活到95岁高龄去世，从没胖过，也没什么心血管方面的毛病。
爷爷看上去有点仙风道骨，须发皆白，眉毛也是白的，长到遮住眼睛。晚年的他不爱动，老眯着眼。一天三顿都吃麦屑粥（将燕麦粉或大麦粉调水，粥煮沸后倒入调匀，就是清香的麦屑粥了，是南汇农家常吃的主食，夏日尤佳），几乎不需要菜，做一碗红烧肉——当然要肥的——可以吃上半月，真是成仙了。
所以爷爷大概是可以给肥肉正名的，另外也一定程度上说明麦屑粥是农人的健康食品。
如果不是十多年前摔断了骨头，不得动弹竟至老死，爷爷大概现在还活着，因为他到死全身都没什么疾病。
出生于清光绪31年（1905年）的爷爷，要是活到现在该有111岁了。
父亲说，爷爷一生虽然辛劳，但无病无灾，还得高寿，因为他心很善，这是做儿子的结论。
我爷爷是土生土长的南汇人。出生之时，属南汇县长人乡，所以我爷爷个子还蛮高的。
据我母亲从爷爷堂妹处的了解，本族能追溯到的祖宗，佚名，是一个穷人，无钱娶妻，“捡”了一个来乡间卖盐的女子配了对，生子沈丕显（我这个本家奶奶并不识字，她只能说是这个音，但不知道怎么写），由此繁衍开沈氏宗族，无名祖宗至我已是第7代。
说起我这个卖盐的女祖宗，要稍微讲一讲南汇的盐史。
熬波图南汇这个滨海之地，从南宋以来盛产优质海盐，官办下沙盐场延续数百年。在南宋、元、明上半叶，南汇除了农业就是盐业。听听南汇地区那些老地名，感受一下那段熬波煮海的历史：新场、盐仓、六灶、三灶、大团、咸塘港、运盐河……无不和盐业相关。甚至本乡黄路所在原来也是制盐“团地”，旧名“二团”。
晒盐需要引入海水，大规模制盐就要开辟大量通向大海的沟漕，称为灶港——《沪乡纪事》首篇中周南线途经的大河，有读者提示其为六灶港——盐业衰退后又逐渐演变为淡水河。几百年的沟漕挖掘，形成了南汇独一无二、密如蛛网的人工水系。称南汇为“东方水上威尼斯”，应当之无愧。
南汇水系图
前文说到我家后门的老港河，东西流向，达于滨海，本乡唤作老港沟。联系南汇的盐业史，几乎可以肯定老港是旧时盐业的遗迹。
话说南汇的盐业至清时转向没落，但官办机构撤离后，仍有小规模的私人制盐活动。我母亲记得解放初期尚有“南四团”的人晒盐卖盐为生。
所以我这个女祖宗家200年前以在乡间走贩私盐为生，倒是与历史吻合。
我家世代务农，并不曾做得地主。倒是我曾祖父和我爷爷为南汇有名的大地主潘家做过帮工，帮着收租，做杂工等。
至我爷爷这一代，出了件惊心动魄的事。要是搁在今天，定是轰动全国的话题新闻。不过我想在那个时代，也只是一桩清官难断的“家务事”罢了。
话说我曾祖育有5男二女。其中阿二青年夭亡。老四阿莲从小送到我曾祖母妹妹的夫家抚养。不料这阿莲不学好，竟吸上了大烟。养母家虽是有田的富户，但也禁不起吸大烟这般败家。阿莲当时已结婚并生有一子，娘子不堪其扰，决意离了婚。
也不知道是养母家的请求，还是我曾祖愧对人家，决心把阿莲收归老家。但阿莲回家后仍不思悔改——其实那时无戒毒手段，想改也难——曾祖竟怒而将其囚禁在车棚（水车房）里，拴在一个石磨上，不给饮食。不过数日，阿莲就被“关杀”了。
我想阿莲一定死得很凄惨，想想曾祖也是相当的残酷。但在那个家法至上，又贫寒多子的时代，曾祖的做法可能是维持家庭生计和家族脸面的唯一选择。也许阿莲在车棚里哭喊的时候，曾祖正心如刀绞。
曾祖父在家族生存大计上遵循的是简单粗暴的优胜劣汰法则。据说我爷爷年轻时并不上进，抽水烟（不是大烟），好逸恶劳。所以沈家拿了我奶奶的八字，初时并不考虑给长子我爷爷娶妻，而是准备许配给小名“阿二”的老二的。不料阿二死了，我奶奶转而被许给了我爷爷。那个时代的农村女子真是没地位，哪里有婚姻自由这一说。还好我爷爷婚后痛改前非——也可能我奶奶有成风化人的非凡魅力——竟开始全力经营自己的小家了。
爷爷年轻时家里田亩并不足以养家糊口，遂学了木工。此后一辈子做木匠，晚辈称其“木匠爷叔”。
我爷爷最可以夸耀的“事业成就”，就是参与了当年远东第一高楼——上海国际饭店的建设，爷爷是工人中的木工。
不过我爷爷参与造这24层的高楼，差点丢了性命。爷爷说，他当时脚一滑从脚手架上掉下来，幸亏反应快，两条胳膊左右搂住两根毛竹，捡回了命。
真的好险，差点没有我在这里写字的事了。这资本家真是草菅人命呢，怎么连个安全网也没有！
解放前我爷爷去上海做工，清晨拿个饭团就出发了。我算了算，黄路到人民广场直线距离约40公里，他走路总要50公里。爷爷走路非常快，1个小时走6公里没问题，但算上吃饭休息，到住宿地总要天黑了。今日我看到微信群里有人一天走上3万步简直是不得了了。我爷爷去上海一天走下来我算了算总要7万步，显示在朋友圈里，不知要吓到多少人。
经常要走远路的辛苦劳作让爷爷养成了快走的习惯。他走路人是向前倾的，像比赛一样。我父亲说，他年轻时跟着爷爷去港东等地做活，一路上经常得小跑几步才能跟上。
不过我爷爷这个木工，并不擅长做工考究的家具，以至于父亲年轻时学木匠，经常去其他师傅那里偷关子（偷师）。我爷爷不是没有擅长的活，但一般人不需要——他精于做“横料”，也叫“寿材”，好吧，就是做棺材。
爷爷另一个擅长的活计是“打船”，就是造木船。我感觉这个比做棺材技术含量要高多了。父亲说，他曾和爷爷还有其他几个师傅一起，帮某个大队打过一条70担（能装70担货）的船。
“ 合作化”以后，爷爷曾经参加大队里组建的修建队，到市区帮中小学修课桌凳子。那个年代爷爷为了省钱，一块乳腐要下两顿饭。
爷爷做木匠在大上海也算走南闯北，在宅上是有眼界的人。与乡邻闲聊时不免要渲染他的外乡所闻，经常讲得乡邻惊讶得合不拢嘴。但久而久之，“阿书”的外乡故事信誉度就不那么高了。
记得少年时代也听爷爷讲故事。唯一记得是他遭遇僵尸的恐怖经历。
那天不知是在“踏车”（踩水车）还是在田间干活，反正四下无人，一派安宁。他抬头突然看到远远有个人在走，看姿势就是个僵尸！但爷爷居然壮了胆要上去看个究竟，走着走着，僵尸不见了。
鉴于爷爷故事的信誉度，僵尸见闻似乎要打个大大的问号。不过偏远乡村的“僵尸”，并非我爷爷仅见。我父亲转述了乡人倪来根的故事。有一天倪来根在踏车（踩水车经常是半夜就开始劳动了），月升之时，他远远看到有个僵尸面东而立，合掌拜月——僵尸拜月，是本乡的传说——可以看清是个女的，身体靠着一口草席棺材（旧时的露天棺材，其上盖一层厚厚稻草，可长久不腐）。倪来根吓得灵魂出窍，抱了车杭（水车上用来靠扶的横档），拔足跑了。
一定要说吹牛，此人分明比我爷爷会吹牛多了。画面真切，还有抱了车杭夺路而逃的细节。要是编的，简直是蒲松龄再世。
我爷爷奶奶育有四子三女，不幸幼子年轻时即夭亡，大儿子和大女儿也早于他们离世。爷爷 80多岁还和奶奶一起耕耘几分自留地。一生辛劳清苦，也颇多伤心时刻。
爷爷虽不拜佛，但颇有佛性。比如他不爱吃葱姜蒜这样的荤物，又像孔子所谓君子“八不食”一样，不吃黑鱼、鳗鱼、甲鱼这类“奇形怪状”又腥气的食物，抑或他觉得甲鱼、黑鱼这样的生物是有灵性的。
我小时和爷爷一起走路，亲见他看到路上有散落的石块，必俯身将之丢到路边，那是他怕路人伤了脚或骑车人摔一跤。母亲说，爷爷看到路边有木桩突起，他会拿榔头去把它敲下去，小路上有“缺”（沟坎），他会用土填平。父亲说，爷爷见到路上有碎玻璃，捡起来还要放在口袋里带回家，放到不会伤人的角落。
爷爷有菩萨般怜悯的心。对那些荒年上门来讨饭的外乡人，自家再拮据，也要舀上一碗米。
在我的记忆里，爷爷从来不说一句脏话，这是非同寻常的。因为本乡人讲话，特别是男将（汉子），不带点脏话口头禅，简直就不会说话了。
曾祖生下第一个儿子我爷爷时，对他寄予迫切而远大的希望，取名沈书生。但爷爷终究是没有条件读书的。耕读传家久、诗书继世长，是大多数南汇贫苦农人不可企及的梦想。
但我爷爷，大字不识几个，却有如此善心佛性，倒是比多少读书人要斯文了。 这是家风乡风的熏染，也是他对勤劳和善良坚定的信仰。
我大约四五岁的时候，爷爷带我去黄家路（镇上）看汽车。我指着一辆小卡车说：大大（本乡对爷爷的称呼），叭叭呜两只眼睛大来！
这段稚语，爷爷微笑着说了一辈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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